对于弄到更多的移民，郑彩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这些年来，郑氏家族已经向台湾输送了超过百万的移民，但是流民依旧到处都是。尤其是1638年到1639年，因为满清的入寇，杨嗣昌的对各地的“流寇”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全盘崩解之后，国内的战乱就越发的不可收拾了。
严格说来，在满清的上次的入寇中，单纯军队的损失倒不是不可弥补，虽然卢象升的天雄军的覆灭使得大明又少了一支能打野战的部队。但单论大明在各地的军力，对各地的“流寇”依旧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无论是陕西的秦军，还是左良玉或者是关宁军，对那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流民军队还是能占据上风的。但是，满清的这次入寇，却使得大明最为致命的一个问题爆发了，那就是大明的财政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明朝的崩溃，首先是财政上的崩溃。杨嗣昌的对各地的“流寇”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实际上就是一次豪赌，是拿大明国库里面最后的一点钱进行的一次赌博。结果，虽然重创了李自成他们，但是却并没能消灭他们。而在满清入寇后，明朝军队疲于奔命的回援。又消耗了本来就不多的钱财，大片地区又遭到严重破坏，又严重的破坏了明朝的造血功能。所以，如今的朝廷，不但无法拿出让各地军队去打击“流寇”的钱，甚至，就连维系各地军队的日常存在的军饷也完全拿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当然只能放任各地的驻军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而这必然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军队的纪律彻底崩解。军队必须依靠自己的暴力去取得钱粮，于是军队也就彻底的变成了匪帮。第二个后果就是军队越来越私人化，将领们也越来越军阀化。在大多数时候，朝廷能够控制军队的根本就在于军队在经济上对朝廷的依赖。一旦一支军队不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那政府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彻底的土匪化了大明军队，开始通过他们效率更高，也更持久的劫掠不断的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李自成这样的“流寇”不同，向左良玉这样的官军，在一个地方是轻易不会走的。当李自成打到了某个地方，李自成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所以他的军队的补给全靠所谓的“劫富济贫”，当然，这个“富”的标准很难说，有时候，只要你的米缸里面还有一把米，也能算是“富”老百姓什么的还有跑到山上面躲躲，等李自成他们走了再回来的机会反正李自成不会长时间的呆在某个地方。但是遇到左良玉，这一招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所以左良玉们在制造流民方面的效率比李自成要高不少。于是虽然严格上来说，李自成也好，重新造反了的张献忠也好，因为在前一年中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实力还远远没有恢复，活动的频繁性也不如以前，但是新的流民的产生的速度却反而比以前要快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前一年被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的李自成的力量得以迅速的恢复。
如今左良玉前不久刚刚在川东的玛瑙山大破张献忠，然后就蹲在了两湖发财，于是两湖一带的流民就绵绵不绝如春水的朝着下江涌来了。
“其实比起我们自己招募，还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郑彩说。
“什么办法？”郑森问道。
“找左良玉呀。”郑彩说，“只要你告诉他，人能卖钱，左良玉就能把整个湖北的人，一个不剩的全卖给你，保证比我们自己招募便宜。”
郑森皱了皱眉毛道:“这样虽然可以省一点小钱，但是害的人太多了，长远来看，不见得是好事情。左良玉这人我听说过，就是个匪类，平时侵害地方，比流寇还要厉害，要是让他因为侵害百姓而获利，却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如今也不能只顾着钱。”
郑彩听了，笑道:“阿森你真是仁德，只是我们真这样做，反倒是救了当地百姓。阿森，你难道觉得我们不和左良玉谈这个生意，左良玉他就不侵害百姓了？只怕得不到钱，侵害得越发的厉害呢。况且阿森你想，左良玉这厮将湖北百姓都逼成了流民，这些流民一要到江浙，我们才会招募他们。这途中千余里，一路上该死掉多少人呀。剩下没死的，到了我们手里，也要养上好一阵子，还能恢复元气，才能上船送到台湾或是吕宋。这样算下来，不但我们花的钱更多，只怕死了的流民也更多。相反，我们直接和左良玉谈好，然后派船到武昌去，装满人，这些人还不曾一路漂泊，身体也不至于太坏。我们把他们装上船，然后顺流而下，路上也死不了什么人，这样岂不是更好吗？”
其实郑森并不是真的不想省钱，只不过他不太想在明面上和左良玉这样的家伙扯上太多的关系。在原本的历史上，因为和东林党的家伙们勾结在一起，所以虽然左良玉坏事干绝，但是东林党的家伙们还是努力的把他洗得白白的。比如说后来东林党人参与编修的明史，在写左良玉趁着“假太子案”起兵造反的时候，还是努力的编出什么左良玉本来不打算劫掠九江，是部将自作主张，左良玉还是因此内疚得吐血而死的什么的。而在桃花扇里面，左良玉就被刻画成了大大的忠臣，而把这些乱七八糟全都推给了他当了汉奸的儿子左梦庚。却也不看看，左良玉在武昌起兵的时候，还顺手把武昌屠了一遍呢，烧个九江什么的，正是左良玉的一贯风格。在郑森看来，左良玉最后没当汉奸，只是因为死得早，要是晚些死，这汉奸怕也轮不到他儿子来当。
这样一个家伙，在郑森的计划里，将来绝对是属于要打倒在地，在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而郑森对自己的定位则是一代圣君，怎么能和这样的害民贼有勾结呢？就算需要勾结，那也要透过其他人去做。
“东林党的那些家伙如今正在上蹿下跳的，正是需要钱花的时候，尤其是张溥，这人什么钱都敢要，而且人脉也广，他应该能和左良玉也能拉上关系。”郑森这样想道，于是便道:“左良玉这人人品不好，见钱眼开，不讲信用。而且飞扬跋扈，朝廷对他也多有不满，只是还要借重他，所以暂时还动不了他。我家又有钱，又有兵，天然的会受到朝廷猜忌，若是我们和他勾到一起了，朝廷那边怕是不知道会怎么想。虽然现如今，朝廷也没精力多管我们，但是让朝廷有不好的想法终归是不太好。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和他往来，就算是要和他做着买卖，也最好找个人中间过渡一下。”
这个理由郑彩倒是很能理解，虽然他也知道如今的朝廷，对于各地的军头，其实已经没什么办法了，比如说今年早些时候，左良玉在打败了张献忠之后，故意放跑张献忠，大搞养寇自重什么的，朝廷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多年的积威之下，郑彩心中对朝廷还是有些敬畏的。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人的共性，能像郑森这样，视大明朝若冢中枯骨的人估计是很少的。
“阿森说得有道理。”郑彩点点头道。
“彩叔，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郑森道，“我也正好要到南京那边走一趟，顺便就把这事办了就行了。”
……
安徽桐城，方以智家。
顾绛呆在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自打西班牙人求和之后，顾绛也知道后面短时间应该没什么仗可打了，他在这段时间也积累了不少的东西，需要找个地方，也找个朋友一起认认真真的总结一下了。只是郑森整日的东奔西跑的见不到人，而无论是在北港还是在安平，在顾绛看来，除了郑森，就没有一个真的能讨论学问的人。所以他就干脆和郑森告辞，跑到方以智这里来了。方以智家里几代书香，藏书颇为丰厚，本人的学问水平也很不错。加上桐城这地方读书的风气也不错，想要找个人探讨问题也相对容易。
方以智在离开台湾之后，回家之后，就在当地的士林中大讲“天授”，讲“进化论”，倒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种思想中有不少的颇为激进的地方，自然就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一时之间，每日里都有人找上门来辩论。方以智口才很好，辩才无碍，舌战群儒倒也不是问题，只是每日如此，虽然能砥砺学问，但却也着实让然劳累。这个时候顾绛来了，方以智倒真是有些喜出望外，因为此后很多时候就可以让顾绛顶上去，好让自己偷偷懒，有点时间去研究一下基于“天授”的格物的学问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顾绛惹来的麻烦更大。方以智说的大体上只是天道的运行，很少涉及人事历史，但顾绛却不同，他在和人辩论的时候，往往将“进化论”相关的东西拉过来又用上古圣王的各种举措来相互印证，结果自然是把这辩论从天道转到了人道甚至是治国之道。这一下子辩论就更为激烈了。加上顾绛这人又有些好讽刺，得理不饶人，结果前两天差点和方以智的另一位朋友，侯方域侯公子挥起了老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