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继位后，因为九子夺嫡的影响，致使朝堂和地方官员结党、怠政，让雍正对官员的信任度降低。
于是他为禁革部费陋规，杜绝中央各部与地方官员串通徇私舞弊，确保国家财政收入，遂成立会考府。
会考府主要职责是对全国各省上缴税银、报销开支及中央部院报销经费进行严格审核，以整治财政弊端，减少官员贪腐。
会考府还可审查官员任期内财政状况，掌握其是否贪污腐败，为惩治贪官提供依据，助其整顿吏治，选拔贤能。
与张居正的考成法多有相似。
这让雍正得以加深对国家的掌控，也给后续推行各项政令与改革奠定了基础。
为改变无地的佃农赋税过重，而有广大田地的地主和士绅贵族阶级却可以避免纳税坐享地租，于是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摊丁入亩在康熙后期便已经开始试点，其主旨为不再以人作为征税标准，各省地方政府查清地亩数量，按拥有的田地面积均摊税赋，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
与唐朝的两税法和春秋时期鲁国的初亩税相似，都是以土地资产多寡来征税。
按理来说这种减免无产贫农负担的政策是极好的，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还是问题颇多。
首先就是遭到地方势力和士绅的强烈抵制。
自古以来他们都是靠着兼并土地合法吸百姓的血。
为维护自身利益，隐瞒土地、虚报数量质量，勾结胥吏威胁清查人员，阻碍土地清查工作，等等都是他们的常规操作。
并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征他们的税，他们就通过提高田租将丁徭银损失转嫁给佃户。
总之就是不可能甘愿让自己的财产缩水，也绝不愿意让朝廷通过税收改变贫富差距，剥脱他们永远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地位。
无地贫民实际负担并未减轻，甚至可能加重。
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土地不在百姓手里，而百姓之所以没有土地，则在于百姓没有与他们劳动者身份相匹配的政治权力。
没有走对路子的清朝，也注定会与其它封建王朝一样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过雍正作为皇帝尤为勤勉，在位十三年少有懈怠，官员们贪污腐败滋生不起来。
且有魄力对士绅阶级下手，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对违法犯错的贵族和官员也敢于采取削爵或抄家，甚至实行连坐制度。
比如官员被查实贪污，其情人、妻子、父母等亲属，有时甚至满门都会受到惩处，以此来杜绝亲属参与或撺掇贪腐行为。
军事上，雍正平定了青海、西藏叛乱，并出兵准噶尔以稳定西北边疆。
外交上，驱逐传教士至广州、澳门，重开闽粤海禁，允许沿海商船和南洋贸易往来。
维持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对朝鲜实施恩威并济的外交政策。
文治武功也算是兼具，雍正的出现，给清朝延长寿命起到了关键作用。
公元1735年，在位十三年的雍正驾崩，终年五十八岁。
雍正的第四子弘历继位，时年二十五岁，庙号清高宗，年号乾隆。
乾隆也是清史中的明君，康熙、雍正、乾隆也常常被并称为“康雍乾”。
他自幼因为聪明伶俐被他的爷爷康熙喜爱，还曾被接到宫中培养。
雍正时期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参与处理部分政务，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
乾隆初政时，以宽大为政，对雍正时期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如释放部分因亏空被革职的官员等，同时也着手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腐败行为，展现出其治理国家的决心和能力。
《四库全书》也正是乾隆在位时期下令编纂的。
军事上，乾隆先后十次出兵边疆。
包括平定准噶尔部、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天山北路和南路，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统治。
征台湾，伐缅甸，两次平定廓尔喀入侵西藏，完善了对西藏的治理，使清朝疆域达到极盛。
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东到库页岛，领土面积达到了辽阔的1316万平方公里。
乾隆也对自己的这十次用兵沾沾自喜，自称为“十全武功”，晚年时回顾自己一生征战，又自称为“十全老人”。
但是他的“十全武功”也有颇多水分。
比如两次平定准噶尔，都是因准噶尔内部混乱，兵力远少于清军，清军未遇激烈抵抗便获胜。
还有大小和卓仅率1万人马造反，却与清军激战了长达两年，最后还是靠着兵力优势和后勤保障才获胜。
两次平定大小金川时，金川地区人少地狭，但乾隆却耗时5年、花费7000万两军饷才将其平定。
征台湾时打的还是手无寸铁的农民军居多，就这还打了一年半，耗费白银800万。
打缅甸时就更搬不上台面了，甚至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获胜。
清缅战争前后四次交锋，历时长达七年，前三次被缅甸靠人数优势打的伤亡惨重，第四次增兵后也仅仅以平局收场。
清军虽迫使缅甸求和，但缅甸未履行进贡承诺。
只能算是削弱了缅甸在中南半岛的实力，避免了缅甸统一中南半岛，保障了清朝西南边境的长期稳定，也使泰国等国得以摆脱缅甸控制。
并且因为这十次战事，总计花费银两约一亿五千万两，几乎耗尽了乾隆朝的国库积蓄，致使嘉庆年间财政危机爆发，国家财政陷入困境。
耗费的庞大人力物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加剧，且因为赢得不够彻底，各地方被征伐的势力对清朝的矛盾深重，不稳定因素并未下降。
所以乾隆所谓的“十全武功”在后世争议颇多。
但要论乾隆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当属他严格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
一是希望通过限制对外贸易，减少外国势力对沿海地区的渗透和潜在威胁。
第二，也最关键的，便是杜绝西方思想和科技的传播，使占据绝对人口优势的汉民族得以靠思想和火器武装起来，反抗清朝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