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年），这已经是赵祯亲政的第十个年头。
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臣子们开始自审国家的治理体系，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皇帝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急迫，不断擢拔有思想有朝气的年轻人进入中枢和台谏，广泛征求变法的理念和路径。在那个时候的宋朝，变法好似一场大风满楼的山雨，已经势在必行。
有人问了，那为什么要变法呢？
以前的李沆、王旦不都是因为不搞改革变法，所以才成为名相的吗，制度执行得都挺好，国家好像也，怎么到了赵祯这就必须得变法？是以前制度制定错了，还是现在的人执行得不好？
都不是，答案是因为“时间”。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群体，时间久了都需要变法，这是因为原有规则下利益沉淀的“阶层固化”。
举个关于这个概念的例子，假如你是一个养殖户，养了一个池塘的鱼，每天早晨你都会把饲料撒给鱼吃，一开始还好，鱼都不大，大家都有的吃。时间一久，一些发育快的鱼会快速游到水面先吃到食物，并且一边吃一边还把其他鱼挤跑，结果他们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而其他的鱼也就越来越没东西吃、越来越弱小。
后来你想了个办法，放了个网子把池塘隔成了两段，让大鱼单独占一半鱼塘，小鱼占另一半。这样你就可以分开喂食，小点的鱼就也能吃得上饲料，大家共同成长，你年底时候也能多收点重量。
但是大鱼肯定就不干了，因为这样他们吃的食物一下子减少了很多，于是他们齐心协力撕破了你辛辛苦苦放置的隔网，池子又恢复成了原有的样子。
在现实中，任何样的规则执行久了以后，就一定会有一些人利用固有的框架不断攫取各种资源和利益，这些人也许是官员、武将，或者是勋贵、元老等等。而这些资源和利益会不断沉淀，爵位、官位、财富、土地等等老子死了会留给儿子，儿子再积累会留给孙子，这样一年年、一代代积累下来，就会慢慢形成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
当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社会就会变得像一塘死水。上面的人永远在上面，垄断所有的资源，下面的人会永远待在下面，失去了向上的希望，社会也就此失去了运转的动力，阶级矛盾也会越来越尖锐，那么大到一个国家，或者小到一个企业、群体也就离完蛋不远了。
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想要变法，想在这些人中间放置隔网时，那些既得利益者会拼命维护依附于规则的地位、利益，那就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和敢于重建规则的人拼命，那么变法一定是困难重重。
现在摆在赵祯面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历经四朝的大宋，这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相互勾连、相互利用的利益群体，牢牢盘踞在权力上层，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资源。
这导致了诸多问题，在政府治理方面，行政效率极为低下，中央的指令很难在地方上执行到位；财政负担极重，冗兵、冗吏问题突出，很多重点工程几乎无法建设；在社会矛盾方面，民众负担沉重、土地兼并严重、税收繁重，这使得阶层对立日益尖锐，起义暴动的不断发生。
赵祯多次发布了求贤令，希望能得到改变大宋颓势的方法，而此时的范仲淹却选择了沉默。他知道，变法的成功需要的要素太多，而自己的力量又是那么的薄弱，所以面对未来，他踌躇了。
九月初三，赵祯专门就变法在召开了大型会议，他召集执政大臣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于天章阁躬身求贤。天章阁是先帝宋真宗为祭祀花费巨资建造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而在天章阁接见大臣，向大臣问御边大略、军政要事，成为了宋朝君王对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
此时的皇帝显得极为真诚和迫切，他语气非常恳切地说：“何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请大家对国家弊政和治理举措畅所欲言。然而，在场的人们却要么怯懦不言，要么絮烦老套，始终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
范仲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悲哀地看到，国家根本就缺少既有勇气又有能力主持变法的人才。他明白，在这个强敌环伺的大宋，如果国家稍见颓势，草原民族的铁蹄立马可能踏入中原，让这里生灵涂炭，大宋等不起，黎民百姓更等不起。
好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哪怕最后是粉身碎骨我也认了，本着“苍生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回去后随即连夜呈交了那篇着名的近万字《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从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三大方面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一是“明黜陟”，即制订考核官员绩效标准。当时官员们不管干得如何，“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全部按资历排序，即便是“人品低劣，人莫齿之”，也能三年一迁升到卿监、丞郎，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有大功大善”的官员，也不会得到特别提拔，因此重新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非常有必要。
二是“抑侥幸”，即限制恩荫子弟。以前宋真宗为了实现他的“东封西祀”减少阻力，就大肆封赏大臣子弟，并且制定政策让中高层官员均可奏请荫补子弟。如此导致更加阶层固化的制度，也必须改革。
三是“精贡举”，这一条主要是指科举考试改革。范仲淹建议把原来进士科的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重管理实践，把明经科的要求死背经书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目的就是要培养出更多有思考能力、有实践水平的好官员。
四是“择官长”。为防止庸官上位，选派官员要通过根据新设定的流程来进行推荐和审查；每年还要对照考核标准，派出得力的人员往各路各州检查政绩；中央再根据考核结果，奖励有能力的，罢免政绩有亏的。
五是“均公田”。当时各地政府都配有公田，公田的租金收入就补贴给地方官，作为养廉费用，但是存在公田分布不均的问题，范仲淹提出应该重新分配外官公田，让大家在真正在收入上实现公平公正，这样才能更加用心地干活。
六是“修武备”，即改革兵制。当时宋朝兵员的单兵作战能力明显较弱，可又不能用恢复汉唐旧制来实现强军，那就需要用人数的优势弥补战斗力的不足，结果又导致了财政负担过重。范仲淹认为，唐代的府兵制继承了古代寓兵于农的传统，值得肯定与恢复，建议在“京畿”厢军先做试点，“三时务农，一时教战”，这样就可以省去专门养兵的费用。
七是“厚农桑”，即加强农业建设。为了敦促各级政府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中央新制定了一套相关考核官员的制度。
八是“减徭役”。合并人丁较少的县，以减少平均到每个百姓身上的傜役；同时大量削减皇宫里一些不必要的耗费。
九是“推恩信”。定期派出督查工作组，专门督查地方是否将中央政策执行到位，一经查实有违反不办的，立即从严从重处罚。
十是“重命令”，即建立稳定的法制。大宋建国八十多年来，四个皇帝立了太多的法律条文，有的还相互矛盾，这就让民众们无所适从，因此范仲淹建议删去那些繁杂不合理的条款，重新颁布可以长久推行的法令。
这十条，即使从现在的角度看来也都是切中时弊的好政策。赵祯接到范仲淹、富弼的奏疏后，非常振奋，立即昭告天下开始变法，着名的“庆历新政”就此拉开了帷幕。
政府此时也快速进行了改组，赵祯任用了杜衍、石介、苏舜钦、尹洙等一大批改革派官员，这里面领头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新政三大将”的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韩琦、枢密副使富弼了；台谏方面，选用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一批赞成革新的直臣任谏官。
当年十月，“择官长”法率先施行；十一月，又施行了“明黜陟”“抑侥幸”“均公田”：次年三月，施行“精贡举”；五月，开始“减徭役”。
新政，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
《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横空出世，让大宋官场集体打了个寒战，这封奏疏堪称北宋版的《改革攻坚指南》，字字戳中官僚体系的七寸。庆历三年十月，实施“择官长”新法时，范仲淹取来各路地方官名册，对照考核标准，“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就此撤销了官职，富弼面有不忍，顾虑重重地劝范仲淹：“勾一下那么容易，但是就代表着有一家人会伤心哭泣啊。”
范仲淹则坚定地告诉他：“我如果不勾掉庸官，那就不是一家哭，而是一路人都哭了”，随后他立即下文，将他认为不合格的官员“悉罢之”。
不仅如此，“明黜陟”“厚农桑”“推恩信”等法令也牵涉到大量官员的免职、降职。“抑侥幸”迫使大量的官二代们只能老实赋闲在家，“均公田”“减徭役”大幅减少了很多地方官的额外收入。
那些既得利益的“大鱼们”在暗暗摩拳擦掌，试图反击。他们都是对新政颇有微词，反复上书反对，但起不到什么明显的阻碍效果。眼见对新政内容下手已经无效，这些人团结在了一起又开始对执行新政的人动上了脑筋，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旧党”。
当时的宰相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还有一个以前执掌西北军事的夏竦，正是这些旧党的幕后大佬。
这三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宰相章得象的特点就是“有城府”，以前他是王钦若、丁谓“五鬼”阵营的中坚力量，靠着给宋真宗的“封禅”跑上跑下得到了重用。和“五鬼”一样，他也很自私、很注重培植亲信党羽，他的儿子章释之、章约之、章介之、章延之、章修之都被安排得很好，连侄子章柬之、章隐之、章拱之、章望之、章正之、章申之、章和之这么一大帮人都被安排到了重要岗位。
但他却是以“不扶植私人，不结交党羽”着称，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狡猾的章得象善于利益交换，他和很多高官显贵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你提拔我儿子，我重用你女婿，表面上不任人唯亲，实际上全部是私相授受。这样隐蔽的方式骗过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皇帝。
贾昌朝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狠辣”。他出身名门望族，连续几辈人都做了不小的官，在朝关系盘根错节，而且他心眼极小。你要是不小心惹上了他，他一定会睚眦必报，派出各种党羽去往死里整治你。
夏竦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阴险”。他20岁就考上了进士，走上了仕途，当时宋真宗正在大搞“天书运动”，聪明的夏竦立即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他跑去结识了天台山“活神仙”张无梦，又跑到京城拜见王钦若，献上张无梦道人的《还元篇》，果然被王钦若大为欣赏，迅速得到提拔重用。
为了上位，夏竦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人拦着他的上升通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搞垮对方，包括伪造证据、制造流言、挖坑埋雷等等，阴招损招层出不穷。
可以看出，旧党的大佬们都是内敛含蓄型的，因此都喜欢待在幕后，指挥爪牙们冲锋在前。眼看革新派的欧阳修、余靖等人控制了谏院，旧党们就牢牢把控住御史台，塞进去一大帮旧党，还让“旧党口舌”王拱辰当上了一把手御史中丞，带领着一帮御史冲在一线和对方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