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国时期人口流动与户籍政策冲突研究：基于政权博弈与社会变迁的视角
一、分裂格局下的人口流动：十国时期的社会图景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至979年北宋灭北汉，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在这七十余年间，中原地区五代更迭频仍，战乱不休，而南方先后出现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前蜀、后蜀九个政权，加上北方的北汉，史称\"十国\"。这种政权并立的格局，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浪潮，其复杂性与深刻性远超汉唐。
（一）人口流动的动因与流向
十国时期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多维度驱动特征。军事冲突是最直接的动因，后梁与河东李克用集团的持续战争，使中原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荒弃\"（《旧五代史·食货志》），仅后梁开平二年（908年）至乾化三年（913年），魏博、镇州等地就有\"十余万户\"南逃至江淮（《资治通鉴·后梁纪三》）。后唐灭后梁时，洛阳周边\"士民窜避，荆棘满城\"（《新五代史·唐本纪》），大量人口涌入相对安定的南方政权。
经济差异构成深层驱动力。吴越\"修水利，筑海塘，境内无饥馑\"（《吴越备史》），南唐\"比年丰稔，兵食有余\"（《钓矶立谈》），而中原地区\"连岁旱蝗，菽粟腾贵，人多流散\"（《旧五代史·晋书》）。这种经济差距促使北方人口向南方进行结构性迁移，据学者估算，五代时期北方人口南迁规模约占总人口的15%-20%，其中十国政权吸纳了主要移民群体。
政治庇护需求亦不可忽视。各政权为增强实力，普遍采取招徕人口的政策，南唐烈祖李昪\"宽仁为政，招徕流散，赐复三年\"（《江南野史》），吴越钱镠\"下令军中，所至不得掳掠，故士民多来归附\"（《十国春秋·吴越世家》）。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逃避赋役或政治迫害的人口，形成\"四方之士多往依之\"的局面（《新五代史·南唐世家》）。
从流动方向看，呈现出三大主线：一是自中原向江淮、江南流动，这是最主要的流向，后梁、后晋时期的移民多涌入吴及南唐；二是自荆襄向巴蜀流动，前蜀、后蜀据有天府之国，成为荆南、湖南流民的避难所；三是自闽、粤向岭南沿海流动，南汉政权通过控制港口贸易吸引海外流民与本土越族融合。这种流动格局重塑了中国南方的人口分布，为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
（二）流动人口的构成与特征
十国时期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分层。上层士大夫群体构成流动的精英层，后唐灭亡时，\"衣冠之士多避乱江南\"（《南唐书·烈祖本纪》），韩熙载、潘佑等北方士人南渡成为南唐重臣。中层包括手工业者与商人，吴越杭州、南唐金陵聚集了大量北方工匠，《吴越备史》记载钱镠\"招纳贤士，又得越中工匠，乃大治宫室\"。底层则是大量农民与流民，他们构成流动人口的主体，如后晋天福年间，\"河朔流民多寓江淮间\"（《资治通鉴·后晋纪二》），成为南方政权的劳动力储备。
流动方式上分为自发性流动与强制性迁移。自发性流动多因经济或政治因素驱动，如闽国后期\"政荒民散\"，百姓\"多亡入南唐\"（《十国春秋·闽世家》）。强制性迁移则由政权主导，后梁朱温曾\"徙魏博军士家属数万户于洛\"（《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南唐灭闽后\"徙其宗室及士民于金陵\"（《资治通鉴·后周纪二》）。这种强制性迁移往往引发社会动荡，如后蜀孟知祥徙梓州民入成都，导致\"百姓怨嗟\"（《蜀祷杌》）。
流动人口的身份具有双重模糊性。一方面，他们脱离原户籍所在地，成为\"浮客\"或\"逃户\"，失去原政权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在流入地往往难以获得正式户籍，《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南唐\"括逃户，虽曾占田，多是浮寄，无有契券\"。这种身份模糊性成为引发户籍冲突的根源，也为政权间的利益博弈埋下隐患。
二、政出多门：十国户籍政策的差异化建构
十国政权基于地缘政治与资源禀赋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些制度既继承了唐代户籍体系的遗绪，又因分裂格局而呈现出显着的本土化特征。户籍政策不仅是人口管理的工具，更成为政权博弈的重要手段，其差异化建构深刻影响了人口流动的方向与规模。
（一）中原政权的户籍政策延续与变异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政权虽更迭频繁，但在户籍管理上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基本继承了唐代的\"计口授田\"与\"租庸调制\"框架，但因战乱频繁而出现显着变异。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定诸道户籍，命州县括逃户\"（《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试图恢复唐代的乡里制度，但实际效果有限，\"时方镇各自为政，朝廷命令多不行于境内\"（《资治通鉴·后梁纪一》）。
后唐庄宗时期曾推行严格的户籍核查制度，长兴二年（931年）下诏：\"委所在长吏，严切招携，各令复业，不得辄有差科，候及三年，然后依例差遣\"（《旧五代史·明宗纪》）。这种政策旨在吸引流民归业，但因军镇割据，\"诸州括得逃户，多是军镇奏留，致有劳逸不均\"（《五代会要·逃户》）。后晋石敬瑭为获取契丹支持，减轻赋税以收民心，天福三年（938年）\"诏天下除二税外，不得妄有科配，逃户复业者，三年免徭役\"（《旧五代史·晋书》），但此举导致户籍管理松弛，\"编户之民，流离者半\"（《旧五代史·食货志》）。
五代户籍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中央集权的衰落与地方割据的强化。后周世宗柴荣试图扭转这一局面，显德二年（955年）\"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又诏诸州并县，户少者合并，废天下寺院三千三百三十六所\"（《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这种大规模的户籍与行政区划整顿，虽增强了中央对人口的控制，但随着世宗病逝，政策未能持续，中原户籍制度始终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廿二史札记·五代户口》）。
（二）南方政权的户籍创新与地域特色
南方十国政权因相对安定的环境，得以在户籍管理上进行本土化创新，形成了与中原不同的制度体系。南唐作为南方最强大的政权，其户籍政策最具代表性。烈祖李昪时期\"定民籍，分土、客，土户占田，客户附籍\"（《江南野史》），将人口分为土户（土着）与客户（外来移民），客户需在居住满三年后才能获得正式户籍，这种分类管理既适应了大量北方移民的现实，又保证了政权的赋役来源。
吴越国的户籍管理则体现了鲜明的商业特色。钱镠政权为发展海外贸易，在杭州、明州设立\"客省\"，专门管理外籍商人和流动人口，\"番商、逃户入籍者，许以货产抵税\"（《吴越备史》）。这种政策吸引了大量阿拉伯、波斯商人定居，形成\"胡商云集\"的盛况，同时对本土逃户采取\"以工代赋\"的方式，令其参与海塘工程以抵徭役，既解决了户籍问题，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前蜀、后蜀的户籍政策则凸显了巴蜀地区的封闭性特征。王建入蜀后\"招辑离散，置义仓，定户籍，凡三十年，蜀人富实\"（《蜀祷杌》），但为防止人口外流，规定\"凡出蜀境者，需持官府路引，违者以逃户论\"（《十国春秋·前蜀世家》）。这种封闭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保障了蜀地的人口稳定，但也导致后期\"民多逋逃，户口减耗\"（《宋史·后蜀世家》）。
南汉政权的户籍管理则具有明显的民族融合特征。刘?据有岭南，境内百越族群众多，因此实行\"华夷分籍\"制度，\"汉户输赋役，俚户输土贡\"（《南汉书·食货志》），这种政策既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传统，又保证了政权的财政收入，但也造成了户籍体系的二元割裂，为后世埋下民族矛盾隐患。
（三）户籍政策的核心差异与博弈逻辑
十国户籍政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户籍登记的标准，中原政权延续唐代\"计丁授田\"，以丁口为核心；南方政权则多以\"田产\"为登记依据，如南唐\"以田定籍，田多者为上户\"（《续资治通鉴长编》）。二是对流民的态度，中原政权多采取强制归业政策，而南方政权则以招徕为主，如吴越\"流民复业者，赐田五亩，免租三年\"（《吴越备史》）。三是赋税征收的方式，中原仍行\"两税法\"，而南方多实行\"以户等定税\"，如闽国\"户分五等，上等输钱，下等输谷\"（《十国春秋·闽世家》）。
这些差异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博弈逻辑。对人口的控制直接关系到政权的赋税与兵源，因此各政权都试图通过户籍政策增强实力。南唐通过\"土、客分籍\"既吸纳了北方人才，又防止了本土人口流失；吴越通过商业户籍政策积累财富；而中原政权则因战乱频繁，始终处于\"争民\"与\"失民\"的恶性循环中。这种户籍政策的博弈，本质上是分裂时期各政权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也成为人口流动与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
三、赋役纠葛：人口逃亡引发的跨政权经济冲突
十国时期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原本基于户籍的赋役征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人口逃亡引发的赋税纠纷成为政权间经济冲突的主要形式。这种纠纷不仅涉及具体的财政利益，更牵动着政权的统治根基，形成了复杂的跨政权经济博弈格局。
（一）逃户赋税的追缴与转嫁
人口逃亡导致原户籍所在地的赋役流失，因此各政权普遍采取追缴逃户赋税的政策，由此引发了大量跨政权经济纠纷。后梁时期，魏博镇百姓逃亡至吴地，后梁政府\"遣使至吴，请追逃户赋\"（《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吴政权以\"逃户已入吾籍，当为吾民\"为由拒绝，双方为此爆发边境冲突。这种情况在十国时期极为普遍，《五代会要·逃户》记载：\"诸州逃户，其赋税并仰邻保代纳，或流亡他境，则移文追征\"，这种\"邻保代纳\"与\"移文追征\"的政策，将赋税负担转嫁到未逃亡者或流入地政权身上，加剧了社会矛盾。
南唐与吴越的赋税纠纷尤为典型。昇元年间（937-943年），南唐境内\"逃户多入吴越，唐主遣使请吴越归之，吴越王不许，曰：'难民来归，吾不忍驱之'\"（《资治通鉴·后晋纪三》）。南唐遂采取经济制裁措施，禁止与吴越通商，导致\"两国贸易断绝，物价腾贵\"（《江南野史》）。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吴越允许南唐遣使至境内核查逃户，对愿归者给以路费，不愿归者则由吴越代纳部分赋税。这种妥协反映了政权间在人口与赋税问题上的相互制衡。
后蜀与南平的赋税纠纷则体现了特殊的地缘关系。后蜀据有巴蜀，而南平（荆南）控扼长江中游，后蜀逃户多经南平南下，后蜀政府\"移文南平，令捕逃户，南平王高从诲曰：'蜀地狭民贫，逃户皆吾之客户也，安可归之'\"（《十国春秋·南平世家》）。后蜀遂在边境设卡，对经南平南下的逃户征收\"过境税\"，南平则针锋相对，对入蜀货物加倍征税，这种赋税战持续多年，直至北宋统一才告终结。
（二）赋役不均引发的社会动荡
逃户赋税的转嫁造成了严重的赋役不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在中原地区，\"逃户之赋，令邻保代纳，使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旧五代史·食货志》），后晋天福年间，魏州百姓因\"代纳逃户赋\"而\"相聚为盗，州郡不能制\"（《资治通鉴·后晋纪二》）。在南方政权，虽然对逃户政策较为宽松，但外来移民与土着居民的赋役差异也引发矛盾，南唐昇元三年（939年），\"土户诉客户赋轻，唐主命重定税法，土、客户俱以田多少为差\"（《续资治通鉴长编》），这种调整虽缓解了矛盾，但也暴露了户籍制度的内在缺陷。
更严重的是，赋役纠纷导致了跨政权的武装冲突。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后周世宗以\"南唐招纳逋逃，苛敛商民\"为由，发动对南唐的战争，其《讨淮南诏》明确指出：\"蠢尔淮甸，敢拒大邦，逃户未归，边民有怨\"（《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表面上是统一战争，实则包含着对逃户与赋税控制权的争夺，最终南唐\"割淮南十四州，岁输贡物三十万\"（《新五代史·南唐世家》），其中就包括对逃户赋税问题的妥协。
（三）赋税博弈中的制度调适
面对频繁的赋税纠纷，十国政权也尝试进行制度调适，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解决方案。南唐与吴越在长期博弈后，于保大年间（943-957年）达成\"逃户协定\"，规定：\"凡越境逃户，居满三年者，听留入籍，原属政权不得追征；未满三年者，愿归者听，不愿归者由流入地代纳一半赋税\"（《江南野史》）。这种按居住时间划分责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矛盾。
闽国与南汉则采取了\"赋税分成\"的方式处理逃户问题。闽国后期，大量百姓逃亡南汉，双方约定：\"逃户在汉地耕种者，所纳赋税，闽得三成，汉得七成\"（《十国春秋·闽世家》）。这种利益分成模式，虽未解决根本问题，但为跨政权赋税管理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后蜀的\"逃户复业\"政策则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广政年间（938-965年），后蜀下诏：\"凡逃户归业者，不仅免其旧欠赋税，还给予每亩二斗的种粮补助\"（《蜀祷杌》）。这种积极的招抚政策，使后蜀在五代后期出现了\"田野垦辟，户口增息\"的局面（《宋史·后蜀世家》），为解决逃户赋税问题提供了成功案例。
这些制度调适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逃亡与赋税纠纷，但反映了十国政权在分裂格局下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也为宋代户籍制度的整合提供了历史经验。
四、身份迷局：跨政权户籍身份的权益认定冲突
在人口频繁流动的背景下，跨政权的户籍身份认定成为十国时期又一突出矛盾。不同政权对流动人口身份的不同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权益差异，引发了大量法律纠纷与社会矛盾，这些冲突不仅涉及个人权益，更关乎政权的合法性与统治基础。
（一）户籍身份的法律认定困境
十国时期，流动人口往往面临\"双重户籍\"或\"无户籍\"的法律困境。一方面，原户籍所在地政权不愿放弃对人口的控制，如后梁规定\"逃户虽居他境，户籍不得除削\"（《五代会要·逃户》）；另一方面，流入地政权为增加赋役来源，又积极招纳流民入籍，如南唐\"凡流民至，给田耕种，三年附籍\"（《江南野史》）。这种矛盾导致大量人口同时拥有两个政权的户籍，或处于\"两不管\"的无籍状态。
后唐与吴的户籍身份纠纷颇具代表性。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吴政权境内有\"后唐逃户万余家\"，后唐政府要求吴\"遣返逃户，恢复其唐籍\"，吴主杨溥回应：\"彼自厌苛政，来归乐土，若强遣之，是驱民入水火也\"（《资治通鉴·后唐纪二》）。双方为此展开外交争论，最终不了了之，这些逃户实际上处于\"唐籍未除，吴籍未入\"的尴尬境地，其法律身份长期无法确定。
更复杂的情况出现在政权更迭时期。后蜀灭亡后，部分蜀地百姓逃亡至荆南，北宋建立后，要求荆南\"括蜀逃户，归籍于宋\"，荆南则以\"逃户已入吾籍，当为吾民\"为由拒绝（《宋史·荆南世家》）。这种政权交替引发的户籍继承问题，使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定更加复杂，往往需要新政权通过专门的\"括户\"行动来重新确定户籍归属。
（二）权益差异引发的社会冲突
户籍身份的不同界定直接导致了权益的巨大差异，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冲突。在土地权益方面，南唐规定\"土户可占永业田，客户仅能占口分田\"（《续资治通鉴长编》），口分田在死后需归还政府，这种差异使大量客户\"虽有田耕，而无恒产\"（《江南野史》），引发了土、客户之间的矛盾。
在赋役负担方面，闽国的\"五等户\"制度规定\"上等户输钱，下等户输谷\"，但外来客户多被定为下等户，\"输谷之重，倍于土户\"（《十国春秋·闽世家》），导致客户\"不堪重负，多逃入山泽为盗\"。南汉的\"华夷分籍\"则使少数民族\"虽有田宅，不得与汉户同役\"（《南汉书·食货志》），这种制度性歧视引发了多次少数民族起义。
最严重的权益冲突发生在科举领域。南唐规定\"凡入籍满十年者，方可应举\"，但北方移民多为客户，入籍时间短，因此\"多冒土户之名以应举\"（《南唐书·选举志》），引发了土户与客户的激烈冲突。后蜀则规定\"非蜀籍者，不得为京官\"（《蜀祷杌》），这种地域歧视政策导致大量外来士人\"虽有才华，不得进用\"，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
（三）身份认同的重构与调适
面对户籍身份引发的权益冲突，十国政权与社会群体都在进行适应性调整，推动了身份认同的重构。政权层面，南唐在保大年间（943-957年）进行了户籍改革，\"罢土、客户之分，统一以田产定户等\"（《江南野史》），这种改革虽不彻底，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身份差异带来的矛盾。吴越则采取\"以资入籍\"的政策，\"凡纳钱三十万者，许附吴越籍\"（《吴越备史》），这种商业化的户籍准入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条获得正式身份的途径。
社会群体层面，流动人口通过各种方式重构身份认同。北方移民在南唐形成了\"新江南人\"群体，他们既保留北方文化习俗，又接受南方生活方式，《钓矶立谈》记载：\"北人南渡者，多以文雅自处，渐与吴俗合\"。在闽国，外来客户与土着居民通过联姻形成\"混合户\"，这种血缘融合逐渐淡化了户籍身份的差异。在南汉，汉人与百越族群通过共同的商业活动形成\"市籍\"群体，这种新的身份认同超越了传统的户籍分类。
最具创新性的是南平政权的\"浮客制\"。南平地狭民贫，大量流动人口难以纳入传统户籍体系，因此设立\"浮客簿\"，专门登记流动人口，\"凡浮客，可佃种官田，输租三分之一，免徭役\"（《十国春秋·南平世家》）。这种灵活的户籍管理方式，既承认了流动人口的特殊身份，又为政权提供了稳定的税赋来源，是十国时期应对户籍身份冲突的重要制度创新。
五、地缘张力：户籍冲突对十国政权关系的影响
十国时期的户籍政策差异与人口流动引发的冲突，不仅局限于经济与社会层面，更深刻影响了政权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军事互动格局。这些冲突既体现了分裂时期的固有矛盾，也为后来的统一进程埋下了伏笔。
（一）户籍纠纷与政权间的外交博弈
户籍问题成为十国政权外交博弈的重要筹码，各政权通过户籍政策的调整来实现政治目的。南唐为争取中原士大夫支持，实行\"优遇北士\"政策，\"凡北人入籍者，免十年赋役\"（《江南野史》），这种政策既增强了自身实力，又削弱了中原政权的统治基础。后周世宗则通过\"禁民南渡\"政策，\"立栅于淮，犯者死\"（《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试图阻止人口流失，同时为南下伐唐制造借口。
吴越与南唐的户籍外交尤为典型。吴越为牵制南唐，主动吸纳南唐逃户，\"给以田宅，使为吴越民\"（《吴越备史》），南唐则针锋相对，\"招纳吴越流民，许以复唐籍\"（《资治通鉴·后周纪二》）。双方这种\"争民\"的外交策略，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资源与人口红利，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直至北宋统一后才得以缓解。
南平政权则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户籍问题上实行\"中立\"政策。南平处于南唐、后蜀、马楚等政权之间，大量流动人口经此中转，南平王高从诲\"不问来者何许，皆给以路引，使往他境\"（《十国春秋·南平世家》），这种\"过境留客\"的政策，既避免了与周边政权的直接冲突，又通过收取\"过境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形成了独特的\"缓冲国\"生存策略。
（二）人口争夺与军事冲突的联动
户籍冲突与军事冲突往往相互激化，形成联动效应。后梁与吴的\"清口之战\"（905年），表面上是军事对抗，实则与人口争夺密切相关。战前，吴政权\"招纳梁之逃户，得十余万\"（《资治通鉴·后梁纪一》），后梁太祖朱温以\"吴盗我民\"为由，发兵二十万攻吴，最终惨败于清口。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南北军事格局，也使后梁丧失了大量人口，加速了其灭亡进程。
南唐灭闽（945年）的战争同样与户籍问题有关。闽国后期，大量百姓逃亡南唐，闽主王延政指责南唐\"招我逋逃，谋我疆土\"（《十国春秋·闽世家》），南唐则以\"吊民伐罪\"为名出兵，最终灭闽。但南唐在战后处理闽地户籍时采取高压政策，\"括闽之户口，增其赋税\"（《资治通鉴·后晋纪六》），导致闽地百姓\"群起反抗，数年乃定\"（《南唐书·元宗本纪》）。
后周世宗伐南唐（955-958年）的战争更是户籍冲突激化的结果。后周以\"南唐招纳后周逃户\"为由起兵，战争中双方都采取了\"迁民\"策略：后周攻占淮南后，\"迁其民于淮北\"（《旧五代史·周世宗纪》）；南唐则在败退后，\"徙淮南之民于江南\"（《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使户籍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也为北宋统一后的户籍整合带来了巨大困难。
（三）户籍整合与统一趋势的孕育
尽管户籍冲突加剧了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也孕育了户籍整合的趋势，为后来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南唐在灭闽、楚后，尝试在新占领区推行统一的户籍政策，\"罢闽、楚旧籍，一依唐制\"（《江南野史》），这种制度整合虽因政局动荡而未能完全成功，但为区域性的户籍统一提供了经验。
吴越的户籍管理则体现了向统一制度过渡的特征。吴越在境内实行\"版籍整齐\"政策，\"令州县造鱼鳞图册，定户籍，一准唐法\"（《吴越备史》），这种对唐代户籍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使吴越的户籍体系相对规范，为后来纳入北宋统一户籍体系奠定了基础。
后周世宗的户籍改革更具有划时代意义。显德五年（958年），世宗\"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又诏诸州度民田，定租赋，无得欺隐\"（《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这场改革虽主要针对中原地区，但确立了\"以田定籍，按籍征税\"的原则，为北宋统一后的户籍制度提供了范本。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诏诸州籍逃户田，募人耕佃，三年附籍\"（《宋史·食货志》），这种政策明显继承了十国时期的户籍管理经验，实现了分裂时期户籍制度的历史性整合。
六、余论：十国户籍冲突的历史启示
十国时期的人口流动与户籍政策冲突，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其经验教训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从制度层面看，户籍政策的统一性与灵活性始终是一对矛盾，十国政权的实践表明，过度僵化的户籍制度难以应对大规模人口流动，而过于灵活的政策又会导致赋役失控，如何在稳定与流动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历代政权面临的难题。
从社会层面看，人口流动带来的身份重构与权益调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十国时期的\"土客之争\"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冲突，这种冲突虽引发了诸多矛盾，但也推动了文化融合与社会进步，为宋代社会的开放性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层面看，户籍问题始终与国家统一紧密相连。十国时期的户籍冲突之所以尖锐，根本原因在于政权分裂导致的制度碎片化，而北宋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户籍制度的统一。这一历史进程表明，户籍整合是政治统一的重要基础，而政治统一又是户籍制度完善的必要条件。
站在当代视角回望，十国时期的户籍冲突仍能给我们以启示：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如何构建既有利于人口合理流动，又能保障社会公平的户籍制度，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户籍制度的改革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这或许是十国时期户籍冲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