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长安刚刚散会就带着王巡山和新任职的迪迦出了门前往《顺天时报》，既然事情已经安排好，那么计划就正式开始。虽然系统大爷给的时间很是充裕，但是历史的车轮却在向前，谁也不知道这个时空因为自己这些人的加入会发生些什么。至于为什么带迪迦？除了在大家面前显示他对迪迦的看重以外还需要其充当“提款机”。
1898年，中岛真雄参与了创建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筹备工作，而后以“东亚同文会福州支部长”的身份赴任我国福州。在中国各地进行“舆论宣传”，为日本的“大陆政策”鼓吹，是“东亚同文会”的对华方针之一。
1899年末，“东亚同文会”制定的开展对华工作具体内容中，就包括“在各形胜枢要之地发行报刊杂志，作为启发诱导机关，成为清国舆论界的木铎”等内容。但当时清政府规定，无论中外人士一概禁止在北京发行报纸杂志以及其他与政事有关的刊物。“庚子之乱”时期，清廷逃往西安，中岛认为这是发行报纸难得的机会，遂决定乘机发行中文报纸《燕京时报》。
1901年12月1日，中岛暂借北京工艺局正式推出了《燕京时报》创刊号。由于当时在资金、设备、印刷工等方面均有困难，两周之后与中方合办印刷，才发行了第二号。后来，中岛得到日本贵族院议长兼“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的援助，添置了新的印刷设备，将报馆总社正式迁至化石桥(今北京和平门附近)。初期的《燕京时报》通常为每周一出版，偶有附张、告白、号外，版式和尺寸也不统一，其读者多是日本、朝鲜在中国的侨民。不过，在1904年《京话日报》创办之前，该报依然可算是北京唯一的中文日报。仟仟尛哾
到了1905年，日本外务省发现了《燕京时报》的“舆论宣传”价值，于是用1万日元将其收买。该报转让给日本外务省后，成为日本政府在华的“官方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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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21日，该报正式定名《顺天时报》(时间另有不同说法)，并获“大清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资质，在北京地区发行。曾任顺天府尹的陈璧为《顺天时报》题写了报头。该报取名顺天，是因为当时北京的别名为“顺天”，同时又取“顺应天时”之意。
“您好，我想登报，不知该找哪位？”刚刚一进报社大门的严长安就拦住了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询问。
“哦，先生是要寻人还是寻物？”
“都不是，是要等喜报。还请行个方便！”
“前面右转第二个门进去就是，那里有人接待的。”
报社男子对严长安说要报喜的事情并不在意，因为这事多了去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城中有钱的人只要是婚丧嫁娶都会登报。这其中一是起到广而告之的目的，二是显示其家中的财力，要知道登报可是按字算钱的。
“白事还是红事？可有现文？是否需要代写？”
照着男子所指的路，严长安一行人很快就找到了报社专门登报的部门。刚进房间他们就被一个埋在桌上奋力书写的编辑给问道。在这位编辑看来，凡事进这间房子的人无非就是那么两件事。
“都不是！”
“将原文拿来..额..不是？不是什么？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啊？合着拿我逗咳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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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越来越激动的编辑，站在身后的王巡山及时上前陪着笑脸说道“呵呵，误会误会！我家老爷的意思是说想登个喜报广而告之，还请劳烦！”
“红事？”
“您稍等，我这就说给您听！还请您给润润色！”其实王巡山最好的办法是拿起桌子上的纸笔写下来，但是大家哪会写繁体字？只能将写该成了说。好在《顺天时报》的编辑冷静下来后也没有太过于计较，王巡山一边说他一边写。没多久，就将一篇严长安留学归来的喜报给写好了。
“嗯，前面去交钱罢！正好晚上有一个加刊，我尽力将这份喜报给放进去。不过，有些文章早就排好了，我去找主编给说项说项...”
闻弦歌而知雅意，王巡山转头看了看严长安，见他点了下头后这才将腰中的钱袋给悄悄的放在编辑的桌子上。至于这钱从哪里来的，有迪迦这个提款机在，还用问吗？编辑也没有废话，拿起桌上的钱袋掂了掂满意钱袋的重量后，就拉开抽屉将钱袋放了进去，这一套动作做的可是行云流水，很显然编辑对业务工作很是熟练。
刚刚回到落脚点的三人还没有歇口气，就听见不远的大街上有报童在叫卖报纸的声音，很是有眼力见的迪迦立马跑出门外买了份报纸进来。
严长安从迪迦手中把报拿来，接过一看，刚刚出炉还散发油墨香的《顺天时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版模糊，很像乩坛上拍的鬼魂照相。这相片还是编辑看在严长安一行人行事大方，拿起相机在那间屋子里拍得。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京城严家大公子在苏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埠商界闻人严家大公子严长安，数年前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精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顷由苏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荣授博士，赴各国游历考察今日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
这个顺天时报的编辑还算良心，知道收钱办事。不仅将严长安回国的喜报给办得熨帖，还顺便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抢手货”。幸亏选了苏格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如果是选择了一些热门地区的热门学校的话，那么这则喜报将会彻底的成为一个笑话！
这个时代的人们因为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闲暇之余看看报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每个阶层都可以在报纸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严长安自费的那两条消息自然逃不过有心人，杨度就是其中一个。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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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同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
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世凯的幕僚。宣统三年（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民国元年（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革命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革命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
民国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
一直幻想着自己成为从龙之臣的杨度眼光是超前的，现在的他不仅要为袁世凯禅精竭虑，还要为“太子”袁克定搜罗人才。只有这样，他的家族才有机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恰巧，这份报纸上登的严长安就是他所钟意的。能够成为苏格兰一大学的博士，那才华想必是有的。
想通了这些的杨度叫来管家“去《顺天时报》打听一下，这个严长安住哪里？带上老爷我的请帖，明日请其来府上一叙。”